今年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三十周年。它的确是“史无前例”的，而且不仅仅在一个意义上是如此。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上，无论就其内涵之丰富、其震撼之广度与深度、其对于后来中国历史进程影响之深远而言，文革都是破天荒第一个大事件。它既是一场大动乱，是一场大劫难、破坏，同时又是对于全社会原有秩序的大冲击。假定没有发生这场文化大革命，近十几年来中国一切积极的变化都是不可能发生的。倘若六十年代前半期的情况继续延长下去，中国也完全可能出现和北朝鲜相似的几十年死水一潭的局面，因为这两个国家在历史、文化传统与政治制度等方面，都极其相似。两个民族连在共产党统治下遭到的灾难都很近似——中国是１９５９－１９６２年大饥荒，北朝鲜则是几十年绵绵不绝的半饥饿状态发展为去年以来的大饥荒，而两个民族对这种把自己推到生死存亡境界的残暴政权与制度，反应也是相同的——大多数人逆来顺受，极少数人的反抗无不立即遭到扑灭，如一闪而过的流星，在黑夜般沉寂的民心中竟留不下一点痕迹，以致无法成为有朝一日的火种。
是文化大革命，也只有文化大革命这种由最高权威发动因而既合法、又具有广泛感召力的社会运动，才能使人民群众中蓄积已久的、长期窒息下的对现行制度的不满有了一个渲泄的机会，并且由于毛泽东钦定而享有了一定政治自由而迸发为不可遏制的巨大动力，使中国人第一次成为革命变革中的重要角色。迟至八十年代中期，仍有人把几亿人狂热参与的文革解释为对毛泽东个人迷信造成的盲目追随，至少是很不深刻的。笔者在八十年代初期有幸在巴黎见到一位中国青年学者麦冈先生，他当时对文革动因的理解就已远远超过几年后问世的文革史的水平。
值得国人深思的是，对于中国为之付出极其惨重代价而写成的文革这部不逊于瑰宝的伟大教科书，我们竟连它的第一页也未曾读完。“伤痕文学”浅尝即止，作者们常因一个短篇便可跃居为文坛名流，从此乐不思蜀，远离中国人的命运了。中共在１９８１年批判白桦的影片《苦恋》期间，曾表示对于１９５７年反右运动和文革的题材最好少写（见中共中央宣传部１９８１年第七号文件），并未把大门关死，而且仅指文学艺术作品，然而已足使许多人知难而退，另觅逃避现实的安全途径，以致对文革的认真反思和研究成为冷门。
成为讽刺的是，自是以来的十几年，邓小平集团在片面推行经济改革以加固中共统治的过程中，一方面使官僚集团大大膨胀，为其提供掠夺国有资产和盘剥人民的种种机会，使腐败泛滥成灾（所有这一切，正是人民群众在文革中奋力打击的对象），同时又极力限制和打击人民群众参与改革过程的要求（这又正是文革的主要积极后果），终致引发１９８９年的天安门运动。“六四”以后邓小平疯狂地、不计代价与后果地追逐经济增长，只能使原有种种危机越发严重。经历过文革的中国人对于社会不平等、不公正现象以及全社会的腐烂和人的非人化趋向难以容忍，数以千万计的人生存受到威胁。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人产生了对文革的怀旧情绪和寻求改变现状的途径，是很自然的。
这时，我们在知识界见到的情况又和八十年代有所不同了。少数文学界“精英”把人们因不满现状而对文革中某些东西有所怀恋的情绪称之为“文革情结”、“文革思路”、“文革语境”等，加以否定；一方面和中共站到一起“彻底否定文革”，同时极力维护现状，说中国现实状况是“非战争状态下一个社会的正常状态（见《读书》１９９５年７－９月号王蒙等三人对话录）。既然如此，还有什么好挑剔的呢？对于一切对现状（包括对他们的错误）持批判态度的人，则称之为“红卫兵”。看一看这些人的背景，再想一想国内外另一些“精英”的作为（对邓小平的改革路线全盘肯定甚至提供理论依据，号召中国知识分子放弃使命感和责任感，声称中国实现民主的条件远未成熟，等等，为这个政权充当谋士、辩护人和说客），就不难发现，一个为中共统治集团保驾护航的知识分子既得利益集团业已形成。
文革本来就不是一个纯历史题目，它的正面和负面的后果都活生生地在今日中国的现实中运作着。自从七十年代末中共提出“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和清查“三种人”、邓小平提出（实际上是重申）“四项基本原则”和后来从新宪法中取消“四大自由”时起，中共领导便庇护文革中的罪人，打击文革中新生的健康力量；坚持文革前和文革中的错误的东西，用来打击、扼杀文革中成长起来的健康的、有利于中国发展的东西——人们的独立精神、批判态度和投身社会变革过程的热望。
知识分子既得利益集团全盘否定文革和反对批判与改变现状的理由是：“左派”的势力还在，对现状的任何批评都会助长“左派”对改革的否定。的确，以邓力群为代表的“左派”即保守势力反对改革、使中国退回到文革前状态的野心不死，是一个事实。但是这股势力无论在党内或社会上基础都已很薄弱。邓小平式改革所造成的种种弊端和危机，也确实为它提供了蛊惑人心的武器。其实中共“左派”是最没有资格对改革说三道四的，因为邓小平的失误，说到底，都是在“左派”压力下和邓力群等人伪造的情况诱引下发生的，而这又是由于邓小平同邓力群之流惧怕人民——反对政治改革以及以拥护中共统治为首要利益上基本上是一致的。正因为如此，才必须对于中国现时危机作出正确的分析而不是回避或放弃这项工作。
这又引到了另一个问题：邓小平和邓力群所代表的当年中共领导阶层中居于统治地位的一派，他们同文化大革命是什么关系？几乎所有中共干部，都曾是毛泽东打倒的对象，因而他们伤痛至深，视文革为一场恶梦。就领导层而言，少数人由此大澈大悟，如胡耀邦、罗瑞卿、周扬、胡绩伟等，以及在较小程度上赵紫阳、陆定一、任仲夷等人。邓小平则属于更低层次。但所有这些人都主张改革，彻底性不一而已。邓力群则本来与邓小平一致，但１９７９年后则转移到反对改革的一方。中共所有层次上的大分化，使中国的改革遇到的阻力大大小于苏联，乃是文革的主要的正面效果之一。不同派别对于改革的态度同他们对于文革的态度相一致。保守派所要否定的，正是文革十年中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主要又是人民群众一度享有过的有限的言论自由和集会结社自由，从而能够反思中国历史和参与改变中国现实，包括对官僚集团及其特权和腐败的批判。
□ 原载《大路》月刊 第三卷 第四期 １９９６年４月１５日出版
文革为什么成为禁区？ - 和谐历史档案馆 Banned Historical Archiv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