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被动开放的市场经济体系
任何一个国家都有对自己绝对有利的生产条件，生产成本绝对低于他国。在此基础上进行专业生产，参与全球化贸易，就能从国际自由贸易中大幅度增加本国财富。
-亚当·斯密
中国企业家的启蒙课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以战败国的地位，被迫与西方诸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的条约。这样的历史局面，从一个国家的地理意义上看，或者从一个守土卫疆的天朝政府看，的确是再屈辱不过的事情。但从一个经济体的商业贸易发展看，人们却惊讶地发现，晚清的贸易水平却由此扶摇直上。最明显的变化发生在中国的沿海地区，从19世纪20年代到80年代，其市场结构、金融流动、贸易中心、航运物流，甚至包括了商业组织的经营管理方式，都产生了一种近似于革命性的变化。晚清出现了一种以财产私有制、企业具有获取利润和竞争的自由，以及个人消费者具有选择的自由的区域性经济制度。当这种制度以贸易而不是以工业头重点时，曾经出现在17世纪欧洲的“重商主义”“重商资本主义“，开始在晚清的东南沿海地区发展。
有必要提到的一个事实是，晚清政府既不像明朝实行大面积的海禁政策，推行一种绝对意义上的经济封闭政策，也不像后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推行严格意义上的公有制，用公私合营的方式彻底取消私人财产权。因此，简单地认为晚清勃发的商业革命就是由于西方条约名义之下中西商业往来的结果，并不中肯。因为晚清沿海地区贸易的基本面，在此之前也有不错的进展，只是规模不足以引起-个国家经济体的转型。事实上，就是在当时，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商业的确成为了人类生活的主旋律。就国内而言，中国在1683年满族人统一国家之后经历了一个长时期的繁荣阶段，因此有所谓“中华升平盛世”之说。经济广泛发生，市场持续拓展，人口增加，地区之间的贸易剧增，城市化速度加快，大量的手工业可以说是风起云涌。日后的人们总爱提到的所谓大国崛起，或者是所谓盛世中国，应该就是发生在这个时候。而在国外，准确地说是在西方，资本主义的欧洲经过一个半世纪的经济发展之后，积聚了强大的推动力，并在1750年左右开始全球性的扩张。史学家布罗代尔将这个勃兴的时代，称为一个“普遍的经济加速的世纪”而且是一个重大的、长期的经济扩张的开端。
按照经济增量与变量的函数来分析，我们可以这样提出问题。16世纪以来中国经济的所谓盛世，本质上是一种基于农耕经济的增量式发展，但从英国工业革命开始兴起的近现代技术的繁衍，尤其是立足于新技术的全球范围内的市场经济框架，倡导的则是一种具有革命性意义的变量式发展。之间的落差肯定是巨大的虽然商业的旋律看上去有某种类似性。晚清的商业，是一种基于农业的商业，而西方人的商业，已经大踏步走进了工业时代。但我们要强调的是，正是这种大的落差，催生了贸易的可能性，也让一个古老的东亚帝国在贸易的层面上与跃跃欲试的西方人产生了巨大的冲突，只是这种冲突表面看上去是商业利益的诉求但却诉诸血腥的武力。一个看上去四平八稳的天朝，终于经不住火药和大炮的轰击，不得不屈辱地坐在了西方人设定的谈判桌前。
但是必须强调，当外部世界的商业潮流一浪高过一浪，当内部的商业力量也在不断积累，中国人在商业领域的变革，就是一种必须。如果没有一种主动的变革，那么外力就会毫不犹豫地推开我们的大门。长久以来，中国，这个以儒家伦理为中心的社会，一直在商业的层面，市场的层面封闭守旧，抵制人性对财货的基本认识，进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发展出一种反市场自由交换的社会格局。在儒家社会价值体系中，商人总是居于最底层，手工艺人稍微高一些，农民看上去不错，但也没有基本的产权保护，因此，所谓的士，就成为这个虚伪的社会里最醒目的，最有地位的人。
-个国家的商业转型，竟然以一种战争的形式得以展开，这让所有热爱自己国家的人不舒服。但有些商业的、市场的常识，也伴随着这样的格局产生，比如人口开始有规模地朝沿海城市流动，比如出现了专业化的分工，导致更多的人口进入商业系统。由此，市场经济最为重要的基础条件，私有财产和由此产生的财富、收入的不平等，在“条约制度”的保护下，而不是在晚清政府的保护下，得以形成秩序。资本的积累和企业的存款，还有利润紧紧结合在一起，具有信贷作用的银行开始建立。由此，资本、利润等真正属于市场经济的概念，逐渐成为一种社会的共识，不仅在经济发生链上，而且在道义上，都成为理所当然的事情
那才是中国企业家的启蒙课啊，沿海的生意人，兼备了各种身份，他们有时候是贸易家，有时候是银行家，有时候又是投资家。但无论哪种身份，他们的生意都完全建立在一个开放的市场需求上，整天围绕着茶叶、丝和丝绸这些商品，而不是劳动力市场。他们最重要的贡献是改进了一个古老市场的交换机制，而不是直接投身工厂。在大量的外来银行信贷的刺激之下，晚清的沿海一带似乎成了亚洲最好挣钱的地方。
这么看起来，单向度地理解一个已经发生的历史现象，几乎是一件危险的工作。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这样，强调了国家的地理尊严，却忽略了一个更大的世界;强调了意识形态力量，却回避了市场的规律;强调了集体的优势，却遮蔽了个人的权利;强调了内心的落后，却忽略了他人的发达;强调了自尊，却不知道敬畏;强调了自力更生，却回避了交流共享。这就是我们，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人的集体意识，这就是我们此时此刻的生活，我们的命运。
二、技术进步与改朝换代
有一种观点认为，近代史以来，从大格局的意义上，是贸易扩张和技术进步促成了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国的社会结构和制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而且这种技术的进步，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被动姿态。这导致整个国家虽然出现了技术的革新，但是却陷入了一种改朝换代的窠臼之中。
如果在地缘政治的意义上，晚清的确处在一个亚洲腹地的被动状态。这种腹地意识被费正清的研究进一步放大，他认为北京从亚洲腹地的各个属地得到的收入并不多，清朝只是求得相对的安宁，并无他求，满族人征服亚洲其他国家也是出于一种腹地安全的战略考虑，而不是为了追求贸易利润。这种非经济、非贸易、非市场的国家战略，事实上于事无补。比如英属地印度的扩张使得清朝在西藏的权威受到了威胁;马赫杜姆家族的商业野心和宗教追求，让清朝在新疆的统治遇到了挑战;至于强大的俄罗斯，一直对新疆、蒙古还有东北虎视眈眈。不过这些潜在的威胁，在晚清政府看来，都是遥远复遥远的事情。这个看上去宏大复宏大的天朝，迷恋在一种农业的小范围的单向度的文明里，对于蔓延世界的贸易和工业化，充耳不闻。
这正是一个国家在大势面前的无知。因此19世纪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基本上是一种对西方贸易的被动反应，而且一直是一种被动的抵制，而不是被动的迎合。一直到1978年邓小平决定改革开放。这种姿态，事实上是延续了晚清被动参与国际贸易的历史脉络，只是这一次不是被动迎合西方经济，而是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不得不主动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之中。
相比中国的被动姿态，中国的周边国家如印度，日本，同样属于后发国家但方法却大不一样。印度基本上全面接受了英国人的方式，开始按照加尔各答的发展形式来改造整个印度，日本则对近代化的发展有一个相当清晰的把握，他们的明治维新是一次真正的开放，这种开放的主题，其实就是学习西方。但是中国就没有这么顺利了，不仅国家的意识形态持续守旧，拼命排斥西方新技术，而且抓住内战的机会，放弃了本来已经成型的条约口岸制度，以及这种制度所倡导的发展模式。
清朝的覆灭，很大程度上是排斥新技术的结果。但在国家主义意识形态的表述上，却是民族主义、天朝传统。这与后来蔓延开来的马克思主义解释模式形成了一种奇怪的吻合。比如反复使用“资本主义”“帝国主义”这些具有阶级特征的名词，让民族主义找到具体的敌人，然后对具有明显经济特征的国际贸易大加阻挠。由此，一种纯粹贸易技术层面的经济学现象，被清朝人涂上了浓厚的政治道德色彩。
中国近代史上两次民族主义狂潮，都与排斥技术有关。第一次是晚清高举自强” 的意识形态旗帜， 拒绝西方技术； 第二次则是1949年之后高喊“自力更生、 艰苦奋斗” 的口号， 将中国与世界隔绝开来。 这种思潮或者说方法， 到今天为止， 还很有市场。 当年晚清官僚认识到技术的落后， 很不情愿地提出一个妥协式的措施， “师夷之长技以制夷” ， 还算有点学习精神； 1949年之后则干脆完全封闭， 关起门来“赶英超美” ， 用一种“大跃进” 的方式， 创造了人类有史以来最荒谬的经济发展闹剧。
不过话说回来， 这种民族主义封闭经济政策并非中国人独创， 而是有着成体系的理论基础。 1949—1959年发展起来的辛格·普雷比什·迈尔德尔的“吸收论” ， 认为不发达国家没有从同富裕国家的商业联系中受益， 造成了穷国的出口发展， 也许曾吸收了原来就几乎没有的企业家首创精神和国内投资， 从而阻碍了这个国家真正的发展目标。 古典经济学派对这样的观点进行了批评， 侯继明先生的《外国投资与中国经济发展1840—1937》 认为， 这种论点不适用于中国近代社会。 但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平台似乎不关这样的研究， 今天大面积使用的“发展中国家” 概念， 事实上就源于“吸收论” ， 其中包含着一种对全球化经济发展的对抗。
另外一个比较有影响力的观点是“依附论” 。 这个理论的要点在于， 资本主义西方国家强行将第三世界国家变成经济卫星国和附属国， 在全球性的宗主国和卫星国的结构中， 西方国家定得到大幅度发展， 而后者则定发展艰难。 卫星国不发达的程度是与他们过去同西方宗主国联系的程度成正比的。 因此， 不发达既不是原有的， 也不是传统的， 造成不发达的， 正是资本主义。
这种论点看上去似乎符合当下格局， 具有实证主义的逻辑， 但却严重背离了市场的自由交换原则和分工原则， 将人的理性经济人属性置于强大的国家利益对抗之下。 因此， 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 一场关于世界经济的探讨深入展开。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提出了一个新的学术架构： 我们全部都生活在一个世界，没有人置身于这个世界之外。 这个世界不是一个现代化的世界， 而是一个以资本流动为主要征象的世界。 促进这个世界持续活动的， 不是对于国家事业的追求，而是对人人必须关的利润的追求。 为此， 沃勒斯坦建构了一个世界经济的层次： 核心、 外围和两者之间的边缘地带。 他认为， 现代世界体系采取了一个发源于16世纪欧洲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 从那个时候开始， 欧洲的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将世界上一些地区纳入了他们的经济势力范围， 直到19世纪结束之前， 大部分非欧洲世界对于欧洲， 处于一种外围的状态。
马克思的理论也建立在这样的地带， 他的主要逻辑当然离不开帝国主义的表述， 以及剥削这样的反市场、 反交换的思考， 用另外一种更加极端的理论体系去冲击古典经济学关于市场的一般性描述。
但无论是吸收论， 依附论， 沃勒斯坦的世界经济层次论， 马克思的帝国主义剥削论， 都只是对这个世界的一种解释。 工业革命之后， 人类的主要态势是进一步的技术化， 进一步的全球化。 这是一个大势！ 所谓世界潮流， 浩浩荡荡， 顺之者昌， 逆之者亡， 几乎所有在技术进步面前盲目守旧， 排斥世界的国家和地区，最后都无法避免落后甚至是垮塌的命运。 这么看起来， 今天的中国人做对了两件事， 第一是1978年的开放， 这事实上就是一种学习西方技术的开始， 第二则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这也是在技术的层面， 在贸易的层面， 将中国人的命运和世界联系在一起， 由此， 中国终于成为这个世界市场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三、 遥想当年贸易自由
有人总结最近三十多年中国的发展脉络， 认为改革开放这个名字并不严谨。准确地说， 中国这些年主要致力于开放， 改革放在了次之的位置。 而开放， 准确地表达， 就是在中国建立基于全球化的自由贸易体系。
这样的表述， 应该符合实际。 但问题在于， 很多人由此认为从1978年开始的自由贸易， 开创了中国市场经济的先河， 官方的表述则是， 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 这让人误以为近代史以来， 中国一直没有开放， 一直没有自由贸易，中国只有一部反封建、 反殖民的斗争史。
事实上， 晚清曾经在1757—1842年推行过一种致力于对外贸易的制度： 广州制度。 大意是， 晚清所有的对外贸易， 限制在广州一地进行， 广州贸易制度对外构成了晚清政府的一种不得已对外开放的姿态， 对内则构成了严格意义上的贸易垄断， 并与同一时期西方盛行的自由放任贸易精神形成强烈的对比。 有意思的是， 资料显示， 这种垄断性的、 有限开放式的广州制度， 事实上是由中国政府和英国政府共同实施的。
但所谓贸易无边界， 自由交换一直都是贸易最恒久的方法论。 现在看来， 除了广州这个由政府主导的贸易区之外， 真正的自由贸易正在其他地方潜滋暗长。首先是澳门， 这个珠江口的小城市， 虽然政府一直禁止外国人在澳门从事贸易，但是怡和洋行的档案却表明， 这家庞大的英国商行， 在那里一直进行着巨大的贸易。 他们在澳门找到了一个叫作巴雷托的葡萄牙人做代理。 在生意清淡的夏天躲离广州的其他商人们， 纷纷利用澳门做社交和居家的地方。 福建的厦门， 也是广州之外另一个兴旺的自由贸易区。 这里主要涵盖了来自印度和东南亚的生意。法律上， 厦门仅仅开放对西班牙的贸易， 但怡和洋行的记录证明， 许多英国散商在广州商人的帮助下， 打着西班牙的旗号在厦门把生意做得很大。 有一个名叫麦尼克行的人， 于1806年11月和一名广州商人合伙包租了一条名为“安娜·菲利克斯” 的货运船， 把大量的印度原棉运到了厦门。
另外一个着名的自由贸易区域， 是伶仃洋。 可以说， 广州制度之外60%的国际贸易， 都是在伶仃洋一带完成的。 1832年， 违禁的鸦片物品占到了广州进口总值的一半以上。 《广州记录报》 开列38艘贸易船只， 他们于1832年来到中国
， 但没有去过远离伶仃洋以外的区域。
中美之间的贸易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1818年， 美国在中国最大的商行旗昌洋行设立， 4年之后， 美国人的同孚洋行成立。 中美直接贸易以“中国皇后” 号船只为平台， 于1874年从纽约开往广州， 次年返回美国。 他们装载大量的茶叶前往美国， 并拉动了美国其他城市的经济， 诸如波士顿、 费城等成为美国主要的对华贸易口岸， 并很快成为除了英国商人之外在广州的第二大商团。
此情此景， 再次说明一个道理， 贸易的自由精神， 无法封锁。 有人分析了广州制度背景下政府主导的公行之所以最终不能彻底主导贸易， 是因为这个松散的机构， 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的垄断性公司， 一些潜在的利益将他们联系在一起。第一， 他们作为一个集体履行报效的惯例， 报效就是向清政府捐献银钱， 这事实上构成了一种具有市场精神的利益驱动力。 第二， 如果他们中任何一个人由于贸易亏损无力偿债， 公行将承担共同责任， 从行用中拨款偿还外国债权人， 这事实上证明了一个垄断性的公司已经具有了初步的市场风险意识。 第三， 他们都承担着监督和控制外国商人的责任， 这又导致他们一直试图用一种公司的交换行为来与外国人打交道， 市场的逻辑由此产生。
更有意思的是， 这些打着政府旗号的公行机构， 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管理型公司， 而是类似于今天国有企业的股权模糊的官商结合组织。 跻身其中的人
， 一方面应付来自朝廷的责问， 另一方面用公行的账户为自己的私人商号服务，用公行的资本为自身牟利。 公行很少从事共同交易。 事实上朝廷曾经在1780年颁布过一个诏令， 命令公行联合起来。 但现实的情况却完全相反， 行商之间不仅不以朝廷的名义联合， 反而开展着非常激烈的价格竞争。 究其原因， 是因为晚清政府制定公行制度的目的， 是为了实行政府层面的商业垄断， 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 控制外国商人。 但这些目的， 都强化了朝廷的利益， 没有充分考虑到私人的权利， 使得介入其中的商人两边游走， 一方面尽量满足朝廷需求， 另一方面则大肆为自己捞取利益。 朝廷也无力干预太多， 只要这个制度能够达到政府的目的，便采取一种默认的态度。 而正是这种默认， 使得晚清沿海一带的国际自由贸易迅速发展起来。
某种意义上， 自由贸易的确能改变这个世界。 即使在晚清， 也是如此。 当蓬勃的自由贸易发展到一定程度， 一直想垄断的晚清政府和英国东印度公司， 终于在1834年放弃了所有对沿海贸易的垄断的努力， 所有外国人在沿海一带开始享受完全的对外自由贸易权， 广州制度由此正式退出历史舞台。 这直接推动了广州、 福建一带的商业发展。 资料记载， 茶叶的出口量从1832年的335697担，上升到5年后的442609担； 生丝装运量从1833年的21727包增加到1837年的49 988包。
有两个重要的经济学史的理念需要在这里提起：
第一， 19世纪20年代是中国贸易自由过程的一个重要阶段。 1820年成为中国近代史以来自由市场经济的起点。 英国人和美国人在这一时期设立了最有力的对华贸易商业机构， 曼彻斯特的制造商加紧开展了争取自由的贸易活动。 而在中国方面， 除了那些使广州制度变得更为灵活的商人之外， 西方商人的迅速增长，直接为中国培养了一个新兴的商业阶层， 这就是“买办” 。 用今天的经济学语境看， 这其实就是中国商业领域职业经理人的兴起。
第二， 当年的自由贸易局面， 为1978年的开放提供了历史基础和现实基础。 邓小平时代的开放事业为什么选定在深圳、 蛇口地区， 而不是北方的大连， 甚至不是东边的上海？ 这不是官方的一种理性思考的结果， 更多的应该是一种历史
传承， 今天的深圳、 蛇口地区， 事实上就是当年的伶仃洋一带， 这包括了后来勃兴的香港、 澳门， 当然还包括今天中国自由经济的南大门， 广州及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整个珠江三角洲。 假设历史上没有以广州为中心的自由贸易故事， 日后的改革开放将是无源之水、 无本之木， 这是一个历史的事实， 也是一个发展的基本路径。 尽管这一串醒目的历史事实中， 的确存留着这个民族无尽的屈辱， 但商业的元素、 市场的力量却超越国家主义和意识形态， 直接指向了一个时代的经济生活。 历史不会白白发生， 时间不会白白流淌， 对于后人， 我们需要的是理性直面
自己的历史， 或者在历史里找经验， 或者在历史里找教训， 我们从历史发展而来， 我们也将为后人创造历史。
四、 晚清的货币非国家化
晚清的商业交换高速发展， 市场对货币的要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紧迫， 但货币的建设却相对落后。 白银和铜钱是通行的货币， 但缺点很多。 第一， 货币数量主要取决于两种金属的可得性， 政府因此不能实行有效控制， 作为流通的手段，也缺乏根据市场需求调节货币供应的灵活性， 说明这是一种拙劣的制度。 第二，这两种货币之间的关系， 由政府规定， 但市场的实际兑换率是频繁波动的， 引起了经营交易的风险和不确定性。 第三， 也是最重要的， 由于这种金本位制缺乏一致性， 因此其价值只能由重量和成色确定， 这导致市场出现了上百种计算单位。当政府和市场需要动用大量货币的时候， 用于交换的货币本身形成了极大的交易成本， 构成了对商业经济、 对企业发展的巨大阻挠。
在当时的贸易背景下， 西班牙银元、 墨西哥银元在小范围内被引入中国市场， 但不足以构成大局性的交换媒介， 因此， 纸币开始流行， 并成为晚清货币制度的一个重要部分。 事实上， 清朝政府在1651—1661年曾经持续发行过纸币，但数量微小， 且绝对垄断。 进入19世纪之后， 民间市场走出了与传统的大政府垄断纸币的不同道路， 私人的旧式钱庄和商号开始发行银票和钱钞， 货币领域呈现出白银、 铜钱和纸币三驾马车并列的形式。 中国人的民间私人票据， 开始成为晚清最醒目的金融风景。
可以肯定地说， 晚清曾经一度出现过货币非国家化的征象。 在长达40年的时
间里， 一些钱庄、 当铺和老杂货店以银票和钱票的形式发行纸币， 在局部范围之内替代了白银和铜钱的流通， 以至于政府开始模仿民间市场， 于1853年发行纸币， 也称为“银票” 和“钱票” 。 政府发行的纸币和民间市场发行的纸币， 构成了一种有意思的竞争。 结果是清朝政府发行的纸币反而不能令人满意， 而私票却直接推动了中国的商业发展。 一直到1899年， 也就是19世纪的最末期， 清朝政府主持的官办近代银行发行的纸币， 才正式成为能够影响商业流通的货币形式。
需要强调的是， 当时各地对纸币的使用情况并不完全相同。 北方大多数使用钱票， 南方则以银票为主。 北京从1810年开始， 使用钱票就已经是普遍的现象
， 到1852年， 以500两为单位， 包括500两以上的白银和铜钱结算， 都已经全部用钱票了。 而在山西， 富裕的生意人家发行的纸币， 流通了30年以上， 无须支付一枚铜钱。 四川的纸币交换也很发达， 总督为此曾经上书朝廷， 要求禁止民间的纸币流通， 不过收效甚微。
总体看， 依然是东南沿海地区的私票比较发达， 这得益于不断进行的沿海贸易。 1841年， 上海县就告示民众， 大豆、 麦子、 棉布等产品的贸易， 都凭银票往来。 在福州， 仅1845年就出现了将近100家钱庄， 用钱票、 银票和银元票等三种纸币进行自由交换。 这种大面积的纸币交换格局的出现， 促使这一带的西方贸易商人也开始用钱庄钱票作为支付的手段。 1859年， 老沙逊洋行就用纸币支付洋行购进的黄金， 而一家外资保险公司也在1862年愿意接受钱庄发行的纸币支付其保险费用。
这当然是最醒目不过的自由交换风景！ 广州的钱庄数目从1873年的68家逐渐增加到1930年的120家； 天津在1867年有100家票号银行， 其中40家每家拥有储备金约为1万两， 另外40家每家也拥有储备金4000两， 剩下的20家则为小规模票号， 每家拥有资本2000两， 到1899年， 天津迎来私人票号的黄金时代，总数超过了300家， 可谓前所未有； 中部的汉口也是一个钱庄业务发达的城市， 1870年之后约有20家山西票号和50家钱庄； 在上海这个最大的条约口岸， 从18 58到1903年， 私人钱庄的平均资本增长了3倍， 由于对外贸易关系紧密， 上海的私人钱庄绝大多数都开设在外国租界里。
现在看来， 晚清时期多种形式的货币格局， 尤其是私票性质的纸币发行格局
， 消解了政府垄断所带来的高额交易成本， 催生了大面积的自由交换， 促进了商业经济的发展， 并直接带动了一般民众的商业行为。 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 郝延平先生认为， 这是中国近代真正的商业革命， 使得中国经济格局直接脱离区域性的农业经济， 过渡到了发达的商业经济。 有几个醒目的数据， 是能够直接说明问题的。 第一， 晚清在大约120年之内， 货币增长了8倍， 高达25亿元， 而在明朝末年， 中国的货币总量， 仅仅是2.78亿元。 因此， 晚清庞大的货币总量前所未有， 这是一个商业的时代最明显的特征。 第二， 在同一时期， 平均每人的货币储备， 从4.6元增加到5.4元， 增加了17%以上。 所以郝延平先生认为， 晚清商业经济的仅仅是2.78亿元高速发展， 一方面取决于国际商业的秩序对中国的影响
， 一方面取决于不断发展的人口红利， 而最为醒目的因素， 依然是不断增加的货币供应量。 是潜滋暗长、 多元竞争的货币格局， 确保了一个时代的商业经济， 首先拥有了强大的资本支持。
一个古老的国家， 她的近代商业的起步， 竟然是从货币领域开始。 这既是市场经济的普遍规律， 也是晚清时期之所以能形成一个经济发展景气周期的主要原因。 以基本的市场逻辑来看， 民间市场力量对货币交换的智慧与探索， 当然是主导力量， 但必须强调， 晚清政府在垄断管理方面， 或者是由于缺乏力量， 或者是偶然间遵循了一种无为而治的治理原则， 以至于在长达80年的时间之内， 形成了在货币领域小政府大市场格局。 由此， 中国的市场经济， 在经过长达几千年的封闭式、 区域性、 重生产、 轻交换的农耕经济之后， 终于艰难地走向了以商业交换、 企业经营为主要特征的商业经济时代。
本质意义上， 这是一个国家从传统农业经济转型为近代经济、 现代经济的必由之路。 一个新鲜的、 可以佐证的案例是后来发生的1978年改革开放， 尤其是1 978年之后发生在广东、 浙江这两大传统商业区域之内的企业故事。 这是中国企业和企业家云集的地理区域， 大量的完全市场竞争的中小企业在这一带自由生长
， 成为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最成功的地方， 其中一个重要的逻辑， 就是这些地方隐蔽的民间金融市场。 在金融产业完全被政府垄断的背景下， 广东和浙江甚至包括许多中小企业发展比较顺利的地方， 资本的来源主要有两种途径， 其一是所谓招商引资， 其二就是民间金融， 或者称之为地下钱庄。 前者依然是一种政府行为， 只有后者， 才真正代表了一个国家、 一个区域的市场节奏。 无论强大的垄断性政府如何打压民间金融， 正是这些所谓师出无名的民间资本， 让中国的改革开放得以建立了初步的市场经济征象。 这是一种起源于晚清的民间货币传统， 是一种
市场的自发秩序， 更是一种与中国经济有关的、 与中国人有关的、 真正来自于市场的智慧。
五、 有限扩展的民间信贷
晚清不断高涨的商业经济， 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有限扩展的民间信贷， 类似于布罗代尔陈述的“自我调整” ， 信贷因此在各种可能的路径找到一种“自己的工具” ， 因此， 基于自由金融支持的企业家生态得以慢慢成形。 这是19世纪20年代出现的一道与清政府管制基本无涉的市场风景， 新的技术因素改变了中国经济传统的经营方式。 随着信贷手段越来越精致， 沿海地区的商人获得信贷的途径，也越来越方便。 而且， 由于信贷规模的不断增加， 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低利率， 这又反过来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之内， 各种民间信贷手段次第上场， 一时间蔚为大观。 诸如汇票、 银行汇票、 拆票、 庄票、 抵押、 内地放款等信贷措施， 都慢慢变得成熟起来。 比如众人习以为常的拆票， 又称拆放、 拆款、 拆借， 是19世纪60年代以后外国银行或者商行放给各地钱庄的短期贷款。 对于某些中国商人而言， 这种短期贷款经常让他们获益。
1871年5月29日， 由阿钦、 阿李和唐景星分别经营的上海三家钱庄， 发生了严重的挤兑。 约翰逊在写给香港克锡的信中， 对此表示了关切：
“你可能已经知道阿李和他的朋友投资的钱庄发生困难的报告， 我相信， 今天的挤兑已经完全应付过去。 我不会不谨慎对待我们同我们周围广东人之间的金钱状况， 尽管我有理由相信目前还毋须担忧” 。
但是第二天， 唐景星便修书约翰逊， 寻求帮助。 此前， 约翰逊曾经对唐景星大为不满， 因为唐景星曾经私自将洋行8万两资金派作不正当的用途， 但即便如此， 约翰逊还是决定助唐景星一臂之力。 他在1871年写信给克锡说：
“我第一件事情就是调查唐景星和银行的金钱状况， 并且已经充分如实地查明他们具有偿付能力。 我认为除了给予他们必要的帮助， 别无选择。 ”
如此， 困难中的唐景星一次性得到了一笔高达4万两的拆借款， 这还并不冲抵之前被唐景星挪用的8万两资金。
尽管买办唐景星营私舞弊， 但怡和洋行始终没有停止过拆借业务。 留存的档案显示， 1874年4月， 怡和洋行向上海钱庄总共贷出2.4万两拆票， 每两每日出息2.5钱。 这种看得见的利益， 促使怡和洋行继续从事拆借业务， 一方面是为了和新成立的外国银行竞争， 另一方面， 当时沿海市场确实存在着大量需要拆借的金融需求。 到1878年， 上海钱庄的拆票总额高达300万两， 到1900年， 超过了1 000万两。 一些大的钱庄在20世纪初期， 每家的拆借款都在80万两以上。
不仅外国金融机构对华人商业进行贷款， 事实上， 拥有多余资金的中国人，也利用庄票的形式， 对外国人贷款。 一名叫浩官的商人， 当时就专做这种生意。 1839年， 一个在广州的美国商人士那， 在财务上陷入了危机， 浩官于1840年自愿向他提供了8万两的无息贷款。 而另一个叫丽泉行的行商， 据说在同美国人的信贷交易中， 损失了100万两。 为此， 他向美国总统提交咨文， 寻求帮助。 按照他的说法， 他在同美国人有多年的交易行为之后， 曾经贷款给他们， 虽然这是违背清朝政府法律的行为， 但却有力地支持了美国人的在华贸易。 让他气愤的是
， 有一些美国人不仅以各种借口拒绝还贷， 还将资金用作其他的用途。
与此同时， 各地钱庄的庄票， 也做一些用于收购内地生丝、 茶叶的贷款生意。 上海最为着名的商人徐润一度破产， 他在1886年试图恢复茶叶经营， 便开始在湖南、 湖北境内大量收购茶叶， 这批巨额的收购款项， 就是徐润从上海几家钱庄借来的， 数额高达20万两。
需要说明的是， 晚清沿海地区的信贷交易在期限、 数量、 变动性和过渡扩展等方面， 明显发育不足， 这可能是晚清市场经济没有深入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
首先， 外国人给中国商人的贷款， 大部分是短期贷款， 这意味着对经济的影响力有限。 通常情况下， 外国商人都是在中国商人在市场上售出茶叶和生丝之后
， 就要求归还贷款。 19世纪60～ 70年代， 怡和洋行的放贷期限， 通常是6～ 8周时间。 如此短的贷款期限， 对于刚刚发育的晚清市场交易水平， 远远不能大面积促进。
其次， 来自外国商人的贷款， 数量也十分有限。 一方面， 晚清政府没有向外
国人举借大笔欠款， 他们显然不明白政府举债和私人举债的差异， 即使这样， 很少的一些政府贷款， 也用在了非经济型的项目上。 1861—1938年， 以不变价格表示的中国政府的外国贷款中， 44%用于军事和赔款、 31%用于铁路、 20%用于一般的行政开支、 5%用于工业发展。 让人惊讶的是， 竟然没有一笔贷款是用于促进交换、 用于流通的商业项目。
再次， 这种正在展开的民间信贷， 只局限在沿海地区， 没有向内地深度延展。 这导致晚清的大格局， 并没有建立起常态的民间金融局面， 仅仅依靠沿海地区的信贷规模， 使得信贷的发展跟不上商业交换的发展。 也正是如此， 诸如怡和洋行这样的机构， 它的发展中心也只是锁定在沿海一带， 比如1874年， 他们向所谓的本地朋友只收取10%的年息， 但却向不是本地、 尤其是不与怡和洋行经常做生意的其他15个中国商人收取了高于20%的年息。
最后， 由于晚清政府并没有意识到一个全方位金融竞争格局的重要性， 这导致了管理的缺席， 以及由此带来的高额金融风险。 1883年被历史记录为刻骨铭心的中国金融危机之年， 对中国历史的影响， 远远没有得到足够分量的分析。 这一年的夏天， 英国对华贸易商行太古洋行的合伙人施怀雅访问上海， 对洋行松弛的信贷政策异常诧异， 直接责骂相关人员是典型的玩忽职守。 1908年， 天津也发生了严重的金融危机。 随着19世纪90年代以后买办制度的衰落， 外国商人开始直接向中国商人发放贷款， 无须买办的任何担保。 到1907年， 很多中国商人都背负着大量的贷款， 因为天津地区的进口贸易遇到了更大的困难。 到11月， 7 00万两以上的贷款不能偿还， 双方都焦头烂额， 只能用新的交货收款来偿还。
英国商人组织“中国协会” 对这种金融风险做了以下分析。
“在这样基础上的广泛贸易， 是不稳定的， 因为当货物交到本地人手中后，无论是外国商行， 还是外国银行， 都无法追踪他们的担保。 而国内贸易的资金筹措， 只有通过钱庄才能安全有效进行。 因为他们认识客户， 并能追踪担保品。 ”
这样的分析， 可谓切中肯綮。 金融本质上是一个整体开放的秩序， 但中国经济自进入近代以来， 基本上都在秉承所谓“宁赠友邦不予家奴” 的原则， 一方面外国人在中国的金融市场享有特权， 一方面中国人在自己的市场却横遭拦阻， 没有必需的金融权利。 这样的局面， 至少导致了三种败局： 其一， 当然是直接导致
国内金融市场多年来发育不良， 要么是民间金融地下操作， 不断积累着金融风险
； 要么是政府全面垄断金融市场， 阻挠了金融层面的自由竞争， 使得中国经济结构中的金融水平持续走低。 结果是， 无论是政府层面的金融力量， 还是民间层面的金融力量， 都不能成为中国经济体的有效组成部分， 这直接导致了中国市场经济的残缺性。 其二， 长期给予外国商业力量过高的政策优惠， 会加重一个国家经济对外资力量的依赖性， 今天中国经济过度性的出口导向型经济， 部分原因也与这种单向度的金融政策有关。 金融层面的这种依赖性， 有时候会直接影响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 事实上， 多年来中国缺少一批优秀的企业和企业家， 与金融的不自由有着直接关系， 某种意义上， 企业和企业家的出现， 直接依赖自由的金融秩序， 否则， 企业生态和企业精神将无法起步。 其三， 长时间的外资主导自由金融的局面， 会催生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 反过来促使社会形成一种盲目的排外群体意识， 形成一种双向的封闭， 既对国际商业力量封闭， 也对本土商业力量封闭， 导致彻底滑向计划经济。
更大的历史性悲剧在于， 这种金融层面的垄断与封闭， 至今还是一个国家经济的主旋律。 由此， 中国市场上真正的企业家， 他们的生存与发展， 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最艰难的一群人。
六、 晚清的利率市场化
一个经济体的有序发展， 一批企业和企业家的出现， 与利率市场化有很大的关系。
晚清时代， 民间借贷的利率忽然变得很低， 典当业的月息在进入19世纪后，只有2%多一点。 有学者认为， 这是由于18世纪之后山西票号大面积兴起， 带动了整个信贷市场的自由竞争。 山西票号不仅手段自由， 而且信用良好， 因此不仅吸引了大量的私人存款， 还吸引了大量的官款， 两方面结合起来， 竟然达到了票号经营者资本金的8～ 20倍。 正是这种情况， 导致了整个晚清在1820年之后， 尤其是上半叶， 大城市的利率大为降低。
事实上， 比内地大城市更低的利率， 出现在条约口岸。 1825至1844年， 广
州通行的利率， 如果有好的担保， 流水账户月息为1%， 临时贷款的月息一般为2 %～ 3%。 等到了19世纪下半叶， 利率还在继续下降， 外国商行和中国商人之间的私人贷款平均月息为1%， 年息为10%。 有档案记载， 1855年9月， 琼记洋行在广州从唐茂手上得到一笔4.5万两的一年期贷款， 月息为0.9%， 3个月之后， 又办了一笔5万两的贷款， 月息只有0.8%。 1862年， 美国商人史密斯通过其买办向中国人借贷78940两， 月息只有1%。 不仅西方商行的贷款利率低， 外国银行的贷款利率也很低， 1865年， 汇丰银行的存款年息为2%， 贷款年息为10%。 即使贷款采取了汇票形式， 利息也有所降低。 1868年， 唐廷枢在汉口申请一笔在上海兑付的汇票贷款， 月息为3%。 虽然这个利率大大高于现金贷款的利率， 但是与3.75%的市场利率相比， 唐廷枢还是做了一笔比较好的交易， 原因在于， 他是上海滩上有名的买办。
熟悉经济史的人想必知道， 正是这种低利率的盛行， 导致晚清在1820年之后大约60年的时间， 出现了一批卓越的买办经理人、 商人和企业家。 资本的门槛变得如此之低， 人们的商业禀赋就被激活， 更多的人都渐渐构建起与时代合宜的商业思维方式， 这对于一个古老帝国的农业思维方式的冲击， 某种意义上的确是革命性的。
现在的问题在于， 为什么晚清， 尤其是条约口岸的利率如此之低。 郝延平先生的观点是， 首先， 外国商人争相向中国人贷款， 解决了贷款的规模问题， 这导致利率趋于低水平。 怡和洋行、 顺地和广隆等机构在预付内地收购资金方面， 彼此之间展开了激烈的竞争。 19世纪60年代以后， 这些洋行还要和新兴的外国银行， 如汇丰这样的金融机构竞争， 以至于怡和洋行一度坚决反对汇丰银行在中国设立机构， 但阻击没有成功， 怡和洋行的一些成员想办法成为了汇丰的董事。 即使这样， 两家机构的竞争还是短兵相接， 绵延三十多年。 今天的人们可能无法理解， 为什么那么多外资执意涌向中国市场， 其中的原因， 除了资金有一个不错的出口之外， 中国的新兴市场的确大有可为， 而与生丝、 茶叶有关的生活， 此时此刻正在欧美流行， 这样的商机， 岂有不抢占之理？
其次， 资金的相对安全， 也是利率走低的重要原因之一。 怡和洋行的档案记载， 1864年前后， 他们对沿海地区中国商人的信任， 超过了对日本长崎地方当局的信任。 给中国商人的贷款月息只有1%， 但给日本人的贷款月息， 却是1.5% ～ 2%。 档案里甚至有这样的话： “对日本人的贷款， 只有采取通过英国领事由
官方进行这样谨慎的做法， 才安全可靠。 ”
再次， 是担保的方式。 当时， 内地的贷款管理方式显得有些琐碎， 1882年
， 两江地区乡村和小镇的当铺老板就抱怨， 政府规定每月2%的最高利率限额是不够的， 因为他们经常接受农具作为抵押， 这些东西虽然不值钱， 但却需要当铺付出一定额度的管理成本。 相比之下， 怡和洋行给中国商人贷款的担保， 比如股票和地契， 只需要简单的管理。
最后， 也可能是最重要的原因， 是晚清政府没有参与到大面积的金融市场中
， 也就是说， 在整个晚清的信贷市场， 是典型的市场主导， 而不是政府主导。 一方面， 政府本身并没有在金融市场上大量借款， 尽管政府早在1861年就开始向外国人借贷， 但大规模的贷款直到1895年才开始； 另一方面， 政府的绝大多数贷款都用于军事、 行政和赔款， 很少有贷款直接用于市场和公司的经营活动。 正是这种公共性质的政府金融行为， 无意中为真正的市场金融行为提供了大好的发展空间。 大面积的竞争得以展开， 利率得以降低， 商业和工业、 商业家都因此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资本支持。 而这正是一个时代商业革命繁荣的景象之所在。
遗憾的是， 晚清这种利率市场化的格局， 仅仅发生在沿海一带， 尤其是条约口岸所在的市场， 幅员辽阔的内地市场， 并没有与沿海同步。 具体的情况为内地金融市场利率过高， 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期， 40%～ 60%的年息非常普遍， 个别地方甚至出现150%～ 200%的年息。
此情此景， 可能正是中国市场的基本特点， 沿海总是先行一步， 显得更加市场化， 当地的人民很早就得到了市场的训练， 而内地的人民， 则相对要保守一些， 封闭一些， 这也直接导致了中国经济的区域落差。 即使到今天， 情况依然如此， 大量的企业和企业家， 都出现在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 以及福建、 江苏、天津一带。 这是资本的秘密， 是金融的逻辑， 信贷的发展， 利率的市场化， 确保各种商业力量在很短的时间内， 就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发展工具， 一方面是金融工具的发展和复杂， 一方面是商业形式、 工业形态的多样化， 沿海一带成为晚清经
济的主要风景， 人口开始向沿海流动。 这当然直接推高了晚清政府的市场容量和GDP水平。
差不多100年之后， 中国经济发展的隐形逻辑依然如此。 站在区域经济的角度看， 什么地方的利率市场化程度高， 什么地方的经济发生和发展就变得顺利和
稳健。 不管政府采取何种强力的手段挤压民间利率市场， 但民众商业的欲望， 经济的内在的驱动， 都需要潜滋暗长的市场利率。 在这个意义上， 政府的阻挠， 一方面加大了垄断金融企业的惰性， 另一方面当然延缓了私人企业的发展。 两方面结合起来， 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就变得异常复杂， 以至于到一定程度， 会演变成政治问题、 社会问题。 而政府的管理， 则只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彻底失去了全局意识和市场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