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在中国，“学二代”现象正在蔓延，从北邮导师压榨学生说起


近日，北京邮电大学15名研究生联名举报导师压榨学生。

在这份长达23页的举报材料中提到，被举报的这位导师，在女儿中考前，先后派遣两位同学为其女儿的科研创新比赛出谋划策，但结果却是失败告终。

国内顶尖双一流211的研究生，参加初中生科研比赛却连榜单都没上去，他们的对手得是什么水平？

一些网友找出了参赛的项目，发现很多题目及其专业和深奥，根本不是初中生能够掌握的范围，看上去有枪手代为参赛的嫌疑，因此这类小学生和中学生科技竞赛甚至被认为是“代理人战争”。

姑且不论这些比赛中明显的违规行为，即便是在公平竞争的前提下，这些科技含量超标的竞赛背后需要的家庭资源，也让普通人玩不起。

在当下的教育界，“学二代”现象正在悄然蔓延。

想进名校，先拼爹妈？

“学二代”不是一个严谨的学术名词，但它描述的现象确实存在。

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3年、2015年和2017年三期数据的一项研究，证实了高等教育中“学二代”现象的存在。

这项研究发现中国存在着明显的高等教育代际传递现象，父母辈接受高等教育等级越高，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概率就越高。

具体来说，父代最高学历为专科、本科和研究生学历时，其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分别为46.31%、63.48%和83.33%。

当父代最高学历为专科时，子女接受本科和研究生教育的概率分别为22.66%和11.77%，但父母最高学历如果是研究生，那子女接受本科和研究生教育的概率，就会增长为为49.06%和20.83%[1]。

这项研究从统计上指出了中国高等教育代际传递现象，这也符合大家通常的印象，父母学历高的情况下，子女会更容易取得更好的成绩，这些学生理所当然地被看作“学二代”。

可是，他们和同学的差距是如何拉开，从什么时候拉开的？

在这一点上，上海纽约大学御风全球社会科学讲席教授吴晓刚和复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胡安宁的一项研究，提供了一些有趣的发现。

这项研究讨论了文化资本如何影响中国学生进入精英大学的可能性。

按照既有的研究，家庭出身（例如父母的受教育程度、职业声望和家庭收入）与文化资本占有之间存在持久且正向的联系，越是优势的家庭，文化资本越是丰厚。

这种文化资本的分层可以归因于许多因素，包括但不限于养育方式、家庭学术氛围等。

来自优势家庭的人拥有更优秀的文化资本，这种优势随后转化为更好的学校成绩。

在这个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到文化资本再到教育成果的因果链中，文化资本发挥着中介作用。

一项利用北大、清华和人大自主招生数据的研究就发现。自主招生破格录取的学生更有可能来自父母受过高等教育的家庭、城市家庭和好的重点高中。

可从人才选拔效率的角度来讲，获得自主招生破格录取学生的学业表现、社会活动能力、非认知能力、毕业后的计划和实际去向，却和统招学生并无显着差别[2]。

胡安宁在另一篇论文中也提到了文化资本在教育路线选择上的作用。他认为到了高中阶段，在相对封闭的校园环境中，其实无论是父母还是家庭背景对成绩作用都会非常有限。

但如果追溯到更早的阶段，比如幼儿园和小学，文化资本的作用会更突出。它发挥作用的关键在于学生的教育过程的管道（pipeline），而不是在促进学生在某一阶段发力完成跃迁。

用比较简单的说法来解释，如果都在标准化考试的框架下竞争，“学二代”们其实未必在实力上更优秀，他们的优势在于父母更擅长为他们选择赛道，去绕过高考这根独木桥。而且这种赛道选择是越早越好，甚至是从学前就开始了。

可以说“学二代”是真正赢在了起跑线上，因为他们的家庭会去选择起跑线。

我们看到各类中小学科技竞赛里的神仙打架，是因为“学二代”太多，赛道已经不够用了。因为高考外的升学方式的名额更为有限，所以注定会越来越卷。

不过这也算是一种奢侈的烦恼，因为对于很多家庭来说，这些竞赛路线对他们都是封闭的，他们没有参与这种新式内卷的机会，只能死磕高考。

因为在更复杂的评估体系中，获取许多关键材料的机会往往与家庭背景和文化资本密切相关，而这些资源对于弱势家庭来说通常难以获得。

文化资本更隐秘的影响在于，它与一个人的性格、价值观和习惯密切相关，不是说改变就能改变的。有些家长意识不到还有其他选择，或者意识到了也很难跟上新变化。

谢爱磊的研究表明，家庭在早期教育阶段在文化资本上的投入，会影响学生在大学中探索，进而影响到他们的出路。不同家庭教养风格的不同，导向了不同的大学生活。比方说带不带孩子去博物馆，去科技馆或者去旅游，会不会让孩子去听音乐会，去看体育赛事；家里有没有藏书，会不会带孩子一块阅读。

这项研究发现：家庭的这些活动越多，文化资本的积累越多，这些孩子就越自信，在大学里会越容易有归属感，他对大学的知识和认识就越多。

越是相反，对大学的归属感就越差。现在城市父母在这些方面的投入不会少，但农村家庭就相对薄弱。

这就无形中在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划出了难以跨越的文化边界。

这道文化边界在世界各国都存在。一项研究发现，即使在跨越多种文化的跨国比较中，文化资本在推动教育不平等上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优势和弱势家庭的儿童之间的差距可能比以前更大，而且这种差距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文化上的差距也在拉大。

学术圈里的学二代

如果说要进名校，更多的是家庭的文化资本的影响，学二代在学术圈的情况，可能是一种对教育不公平极端状况的预演。

2022年8月发表于 Nature 的一项研究，考察了2017-2020年间美国7204名 STEM、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终身教职教师，发现他们父母拥有博士学位的可能性大概是平均水平的25倍。在各学科中，超过一半 (51.8%) 的教师至少拥有一位有硕士或博士学位的家长。

近年来，国内的学术界曾多次发生身为研究人员，利用手中资源为子女铺路的案例。

更有甚者，会通过手中的权力，剥夺权力下位者的成果放在自己子女身上。

2023年12月5日，中山大学乳腺肿瘤中心副主任、中山医学院免疫教研室副主任苏士成团队团队在Cell 在线发表题为“Choroid plexus mast cells drive tumor-associated hydrocephalus”的研究论文。

这篇论文发表后引发了大家的关注，不是因为论文的内容，而是因为署名。在12月5日发表的研究中，苏士成是通讯作者，刚刚读研的宋世键被列为共同第一作者。

苏士成是前一段时间“中山二院乳腺外科课题组疑受实验试剂影响多人致癌”事件的当事人。

而宋世键正是苏士成的导师中科院院士、中山大学医学部主任宋尔卫之子。2022年，宋世键刚刚以初试最低分，复试最高分的成绩录取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的临床医学硕士生。本次发布的论文于2023年4月9日被接收，当时宋世键仅入学半年左右。

在此之前，宋世键在高中时期就发表了3篇SCI论文，单位均为广东省实验中学。

2017年夏天，苏士成团队在《癌症研究》（Cancer Research）发表了一篇论文，将宋世键列为第二作者。在2017年8月和2018年1月，宋世键又被分别列为两篇文章的第四作者和第五作者。

2017年6月，苏士成和宋士键还共同申请了《CCL18或者CCL18受体作为靶点在特选或制备抑制鼻咽癌转移的药物中的用途》的专利，苏士成为一作，宋士键为二作[4]。

2017年也是宋世键的高中毕业，升入大学的一年。

中山大学公布的《中山大学2017年自主招生考核资格名单公示》显示，宋士键于2017年获得中山大学自主招生入选资格。

宋士键入学后，还在苏士成的指导下获得第五届全国大学生基础医学创新论坛暨实验设计大赛一等奖，中山医学院的新闻中提到，这项竞赛的一等奖在部分高校作为推免的直接指标[5]。

2020年，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小学的两名学生在第 33 届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中荣获小学组三等奖，获奖项目名为“茶多酚的抗肿瘤实验研究”。主要内容为用绿茶提取物中茶多酚的主要成分EGCG作为受试药物，研究其在裸鼠肝脏肿瘤疾病模型中的体内药效。

这两位小学生的父亲，是时任武汉大学基础医学院院长李红良。

虽然李红良最初坚称自己并未参与，孩子是在一位湖北省人民医院一位技术员指导下独立完成的，但他最终还是被免去武汉大学动物实验中心主任和武汉大学ABSL-Ⅲ实验室主任职务，并且辞去武汉大学基础医学院院长一职。

也是2020年，天津大学化工专业退学硕士研究生吕某，在网络实名举报该校化工学院教授张裕卿实验和论文造假。

其中，张裕卿多次把其研究生的实验成果、论文内容，署上其女儿的名字发表出来，甚至在其女儿还上高中时，以“女儿参与修改了论文”为由，在其研究生的论文中为女儿挂名[6]。

该事件在媒体上受到关注后，天津大学和张裕卿解除了聘用合同。

本次北邮举报导师事件中，也有导师依仗权力，让学生替自己的女儿参与科创比赛的嫌疑。

在北邮举报导师事件不久，上海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简称上海青创赛）的博士级别课题又遭到大家质疑，现在相关部门正在调查。

无独有偶，这类学二代违规事件在全球范围内时有发生，2018年，首尔国立大学的一位学者被发现为一名儿童挂名论文，随后的政府调查揭示，在82篇学术论文中出现了学者将子女或亲戚列为共同作者的情况，而这些所谓的“共同作者”大多数还是初中生或高中生。

后续调查中，韩国教育部利用几大引文数据库（SCI、Web of Science、Scopus）中的作者姓名数据，对7.6万名韩国全职教职员工的亲属进行姓名交叉检查。他们还将此数据提交给各高校的学术道德委员会[7]。

后续处理上。韩国教育部承诺，如果署名的学生未参与研究，则学者将面临纪律处分，包括解雇。针对学生，任何未参加科研活动却被列为合着者的学生，都将被取消大学录取资格。

这是那些侵占资源，靠挂名进入名校的学二代们应有的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