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数赢学家无比推崇帝制大一统的关键原因之一，在于他们认为这套体制方便集中力量办大事、尤其在至关重要的“牛逼”方面。

但无数的历史教训证明：这种“牛逼”只在皇帝精神和能力正常的情况下才可能、而且仅仅是可能实现。

更惨痛的历史教训是：在两千多年的帝制大一统历史上，由精神和能力双重正常的皇帝统治的时间，可能不到20%。

“明君”不常有，神经病、变态狂、二傻子却如过江之鲫。

这种情况毫不奇怪：权利与责任完全错配的皇权大一统体制，从底层逻辑上就是神经病、变态狂、二傻子的高效培养皿。

因为皇帝们基本不需要害怕为自己的任何错误决定承担责任和风险，几乎引发的所有灾难，都由“代价”们承担。

没有什么东西比这种操蛋体制更有效地培养这种怀胎了。

更大的悲剧在于：在那种压倒一切的帝制大一统体制下，整个国家乃至民族的精神和智力，基本上都必须、而且只能跟着坐在龙椅那位的精神和智力摇摆。

摊上一个康麻子就跟着牛逼哄哄地开疆扩土（当然也可能被“迁界禁海”），摊上个晋惠帝可能就成了胡人的“肉糜”。

最近几十年的历史也证明了赢国是盛产昏君的，从耄腊肉到蠢苞，没有最蠢，只有更蠢，从大跃进、文革到动态清零，但是可悲的是，赢国老百姓仍然痴迷于大一统，仍然痴迷于集中力量办大事，至于代价有谁承担，只要它们看不到，它们自己承担也无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