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所有的会，开口闭口都是政治安全、总体国家安全观、底线思维、斗争思维、听党话跟党走。经济呢？民营企业家的信心呢？青年人的失业呢？地方政府的债务呢？好像都不重要了，或者说，都要为“安全”让路了。
过去我们总说，中国在证明“没有自由也能现代化”。而现在，中国政府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正在亲身验证《狭窄的通道》这本书的核心论断：
当一个国家只讲安全，不再讲经济；只要求忠诚，不再容忍活力时，那个曾经保护发展的铁壳，终将成为让内部窒息的牢笼。
只要政治制度是极权统治，经济制度就逃不开“掠夺性”的底色。汲取型制度下的增长，靠的是资源动员，不是创新，动员到头了，增长也就到头了。政治制度不变，经济不可能获得全面而长期稳定的增长。
罗马帝国晚期，税负压在农民和小地主身上，元老贵族的庄园却越滚越大，帝国塌了，他们还抱着地不放。奥匈帝国明知结构僵化，宁可拖着，也不愿重新分配权力。玛雅城邦遇上连年干旱，王室依然忙着建神庙、办祭典。权贵宁可一起沉没，也不会主动让权。
倒逼改革需要“关键节点”，还需要一点偶然的政治智慧，经济变差并不会让改革自动发生。邓小平时代的改革开放，是极权体制里的一次偶然，不是制度自己的纠错能力。看懂这一层，中国经济往后怎么走，不难判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