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白能得到国共两方领袖的青睐和信任，国方兴盛时得蒋先生器重提携，身居高位。共方胜利后得毛周挽留，奉为上宾，不失身份，不受委屈，这的确是个异数，令人啧啧称奇。


评价张文白，自然海峡两岸，国共两党会有不同。国方当然没有好话，这里就不说了，只说共方的定论。共方评价张文白为政治家，军事家，爱国主义者。


这军事家容易理解，张文白保定军校毕业，职业军人，黄埔教官，官拜国军二级上将，参与和指挥过一二八，八一三淞沪抗战，虽战功并不显赫，但算个军事家，也勉强够格。国军的上将比共军的含金量还是要高出很多，蒋先生也只是特级上将。不像共方，一封上将，就是好几十位。国军上将可比肩共军的元帅和大将。



政治家嘛，张文白曾任国军军委会政治部部长，自然是国民党员，信仰的是三民主义。严格来讲，张可算国民党左派，同情共产党。张还是国民政府的封疆大吏，湖南省主席，西北军政长官。后来又任国共和谈国方首席代表，留北平后出任人大副委员长，这政治家的封号也还当得起。张一向反对内战，自然是爱国主义者。


张文白获老蒋青睐，还是因为其忠诚，据白崇禧回忆，北伐汀泗桥战斗时，张居然跪地替蒋擦拭马靴上的血迹，让保定同期同学的白崇禧侧目。后张作为师长在徐州战败，张身缠白布跪地求蒋饶命，蒋一时心软，现场写下：尚属知耻，记枪毙一次。以蒋的权谋，使过不使功，自然引为心腹。长沙文夕大火，作为省主席的张应负主责，但蒋又放张一马，让黄埔弟子酆悌替张顶罪而死，而张却出任了蒋的侍从室主任，成为了蒋的内臣首领。



张文白与共方高层的渊源，首发于周公，二人是黄埔时期的同事、朋友。张获得教员的信任、感激，当然是因为那次重庆谈判。


重庆谈判，教员原来没准备去，应斯大林要求，所以才成行，虽有美苏两国担保安全，但具体事宜还得有信得过的人来操持，尤其是在国民党方面，张文白便承担了该任务，张亲自同机接送教员赴渝离渝，并将自己官邸让给教员居住，派亲信卫队保护安全，有保驾护驾之功。重庆之行，教员是高度紧张的，回延安后大病一场。对这位护驾有功的张文白当然就心存感激。俗话说“功高莫过救驾”，重庆谈判，张文白等于是救了教员的驾。如当时张稍有二心，教员可能就回不了延安了，至少他是可以建言蒋先生扣留教员的。教员后来别说对张文白，就是对张家的下人，当时曾服务过教员的，教员都关照给了政协委员待遇。



第二次国共和谈，国方只有张文白当首席代表最合适，因为他是唯一一个没有和共产党打过仗的国军高级将领，并且和毛周渊源很深。谈判破裂是必然的，让“战犯”签字同意惩办自己，人家当然不会答应。下野的蒋先生骂“文白无能，丧权辱国”也是过份了些，战场上得不到的，谈判桌上也不会得到。谈判结束，国府首席代表张文白回南京复命，这应该是必须的，但周公“太会留人”，还是将张文白留了下来。张文白问周公“我能做什么呢”？自然是有高官厚禄。除了做统战表率，“文白兄”的价值还是很大的，教员亲自出面请“文白先生”屈尊就任彭德怀的副手，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张于是电告曾经的部属，新疆军事首脑陶峙岳，劝其起义，为新中国立下大功。


教员和周公待“文白兄”的确不错。据张的子女讲，他们全家刚到北平，钱花完了，张治中不好意思找周公，于是派儿子去找傅作义借250大洋，傅作义给了500大洋。此事被周公知道后，赶紧派人送来6000大洋，并附函赔罪照顾不周。教员对文白先生更是优礼有加，张出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副国级。据说海外归来的李宗仁李代总统希望能得到此位，但却未能如愿。



文革时，张受到冲击，被周公赶紧保护了起来。教员在天安门上对“文白兄”说“红卫兵到你家干啥？你又不是当权派，更不是党内的当权派”。教员是保护张的。但张心里也明白，自己没有权，他只是共方的客卿、上宾和朋友，不是主人。



据说张当年曾多次疾言上书蒋先生，蒋虽未完全采纳，但对张依然信任。到共方这边后，五十年代，龙云、陈铭枢、黄绍纮等国方投诚过来的高级将领都给共方提了非常尖锐的意见，并被打成右派，似乎没听说张提过啥尖锐意见。张还是清楚自己身份的，当然也可能是好友周公的提醒，不让“文白兄”乱说。